2020年8月16日 星期日

Israel-occupied Golan Heights explained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周日(2019-03-6日)與美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John Bolton)在耶路撒冷會談。內塔尼亞胡表示,以色列「永遠不會」離開戈蘭高地(Golan Heights)。

超過半世紀的爭議
戈蘭高地位於以色列東北,與黎巴嫩、約旦及敘利亞相連,面積大約是1800平方公里,當中以色列控制三分之二,即1200平方公里。
 
直到1967年為止,戈蘭高地都是由敘利亞控制,但該國在第三次中東戰爭(又稱六日戰爭)中慘敗於以色列之下,令後者佔領戈蘭高地大部分地方,更在1981年,以色列企圖吞併戈蘭高地入領土。但以色列的舉動一直未獲國際社會認同。
 
敘利亞方面亦多次要求以色列歸還土地不果,兩國在1974年簽訂停戰協定,當地局勢轉趨平靜。雙方更於2000年舉行高級別談判,商討移交土地和簽訂和平協定,可惜最終不歡而散。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訪美前夕,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周四(21日)於Twitter留言,指華府應該是時候承認以色列擁有戈蘭高地(Golan Heights),這亦是華府早前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後,美國在中東政策的另一次大改變。
到底戈蘭高地在中東地區有甚麼意義?
 
對以色列的價值
對於以色列而言,戈蘭高地可以作為分隔鄰近國家的重要天然屏障,特別是敘利亞爆發內戰以來,以色列擔心敘利亞總統巴沙爾(Bashar al-Assad)的盟友伊朗會利用該處發動攻擊,威脅以色列安全。
 
除了防禦作用外,戈蘭高地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包括以色列有三分一的水源都是來自當地。另外火山灰土亦為葡萄園、果園及飼養牛隻帶來肥沃養分,為以色列農業有舉足輕重作用。
 
順帶一提,以色列的唯一滑雪場亦是位於戈蘭高地。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右二)3月11日與美國共和黨參議員格雷厄姆及美國駐以色列大使弗里德曼到戈蘭高地視察。(路透社)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右二)3月11日與美國共和黨參議員格雷厄姆及美國駐以色列大使弗里德曼到戈蘭高地視察。(路透社)
 

誰住在戈蘭高地?
目前有超過4萬人住在以色列佔領的戈蘭高地,當中過半數是德魯茲人(Druze)。他們是伊斯蘭教的其中一個分支,政治立場主要都是親巴沙爾政權。以色列在1980年代吞併戈蘭高地後,當局曾經向德魯茲人提供公民權,但遭到拒絕,因此他們至今仍稱自己為敘利亞人。
另外當地亦有大約2萬名以色列人居住,他們基本上都從事農業和旅遊業。
 

戈蘭高地大部分土地由以色列控制,當局更設立殖民區。不過該處亦有大批親敘利亞的德魯茲人居住。(路透社)
 
戈蘭高地大部分土地由以色列控制,當局更設立殖民區。不過該處亦有大批親敘利亞的德魯茲人居住。(路透社)

 
敘利亞方面的控制權歸誰所有?
敘利亞僅餘的高地本來是由親巴沙爾的部隊控制,但在內戰爆發後,反政府伊斯蘭武裝組織控制庫奈特拉省(Quneitra),迫使政府軍及聯合國部隊撤出當地。到了2018年夏天,巴沙爾部隊在俄羅斯的支持、以及與叛軍答應撤出協議後,敘利亞政府重新控制有關地區。
 
目前的軍事形勢
巴沙爾政府再次接管庫奈特拉後,在2018年10月重開敘利亞方面走廊,聯合國則繼續復修哨站。以色列沒有反對敘軍的行動,但曾多次憂慮敘利亞可能無視停火協定,甚至是容許伊朗及黎巴嫩真主黨游擊隊(Hezbollah)在當地部署。
 
戈蘭高地劃有軍事分隔區,限制以色列和敘利亞雙方的軍隊行動,並由聯合國部隊駐守。(Getty Images)
 
戈蘭高地劃有軍事分隔區,限制以色列和敘利亞雙方的軍隊行動,並由聯合國部隊駐守。(Getty Images)

 
以、敘管轄區之間的分界線
剛才提到戈蘭高地有聯合國部隊駐守,他們都是來自屬於聯合國脫離接觸觀察員部隊(United Nations Disengagement Observer Force,UNDOF),並由聯合國中東停戰監督組織(United Nations Truce Supervision Organization,UNTSO)的軍事觀察員提供協助。
 
當局劃出了400平方公里、俗稱非軍事區的分隔區,根據停火協定,以、敘軍隊都禁止踏足有關地區。而在分隔區外的25公里範圍內則另設限制區,只容許特定數目的軍隊駐守,他們所使用的武器亦有限制。
 
兩國控制區之間有一個交滙點,主要是在聯合國部隊巡邏,或是德魯茲人用於運送農作物時使用。
 
 
特朗普在Twitter發文說:「經過了52年,對於美國來說,現在是時候完全承認以色列擁有戈蘭高地主權。對於以色列和區域安定而言,戈蘭高地具有戰略與安全上的關鍵重要性。」美國一旦正式承認以色列擁有戈蘭高地主權,將是美國中東政策的重大改變。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訪問美國前一周,特朗普主動表態,外界猜測是要協助內塔尼亞胡於4月9日的大選獲勝。特朗普對此予以否認,並謂聽聞內塔尼亞胡形勢還好,但即使是內塔尼亞胡的對手,也會贊成其做法。
 
針對特朗普的表態,內塔尼亞胡在Twitter發文表達感謝。他說:「在伊朗企圖利用敘利亞作為摧毀以色列的平台之際,特朗普總統大膽承認以色列擁有戈蘭高地主權。特朗普總統,謝謝您!」
 
以色列在1967年中東戰爭中從敘利亞手中奪下戈蘭高地,並予以吞併,但國際社會並不承認。
 
 
(路透社/英國廣播公司)
 
 
 
 

Scotland's Highlands


West England


Munich and the Foothills of the Alps


Li Peng died at 90 in 2019

Li Peng, the former Chinese premier derided as the stone-faced “butcher of Beijing” for his role in the bloody crackdown on the Tiananmen Square democracy movement in 1989, died on Monday in the Chinese capital. He was 90.

 Mr. Li’s death was announced by Xinhua, the state-run news agency, which gave no specific cause.

Born to Communist revolutionaries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 and educated as a hydroelectric engineer in the Soviet Union, Mr. Li rose to the top rank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serving as a bridge between the old guard and the more technocratic leaders who succeeded them.
He served 10 years as prime minister and then five years, until his retirement in 2003, as chief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the country’s party-dominated, rubber-stamp Parliament.

Mr. Li, a wooden presence on television, was never widely loved by the Chinese public, but he wielded great power late in his career as a top-ranking member of the secretiv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the country’s leading center of power. That he survived at such a rarefied level suggested that he was more politically adroit than his stodgy public image indicated.



Mr. Li is most widely remembered as the forbidding official in a Mao suit who appeared on television in May 1989 to announce the imposition of martial law in urban Beijing and to denounce leaders of the giant pro-democracy protests that had occupied Tiananmen Square in the heart of the city. They were enemi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he declared, who imperiled “the fate and futur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uilt by many revolutionary martyrs with their blood.”

Historians have debated how much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Mr. Li bore for the army’s assault on students and workers beginning late on June 3, 1989, when tanks and troops with automatic rifles opened fire, killing hundreds if not more as they plowed toward Tiananmen Square. The troops took the square early on June 4.

Scholars have also debated Mr. Li’s role in the removal and permanent house arrest that spring of his more liberal rival, Zhao Ziyang, the Communist Party general secretary, who was nominally of a higher rank. Mr. Zhao had advocated negotiating with the students and opposed using the army against them. Mr. Zhao died in 2005.
Source :NY Times

讓體內蠢蠢欲動的癌細胞永遠睡著不要醒來!


日本曾解剖研究幾十位無病痛往生的 90-103歲老人,發現他們每一位體內都有不少癌細胞。但,為什麼他們的癌細胞沒有造成身體的病痛?

休眠期越長,病人能存活的時間就越長,甚至不發生令人害怕的轉移。現在醫學界積極的在研究拖延癌細胞休眠期的方法,包括利用藥物和飲食。


預防細胞癌化提到幾種天然物,可藉由控制癌細胞內訊息傳導 ( signal transduction ) 的路徑進入休眠期,請大家多吃含有有效成份的食物,讓身體內蠢蠢欲動的癌細胞多多睡覺。

1.咖哩(抗癌成份是薑黃素)

2.辣椒(抗癌成份是辣椒素)

3.薑(抗癌成份是薑油)

4.綠茶(抗癌成份是兒茶素)

5.大豆(抗癌成份是異黃酮)

6.蕃茄(抗癌成份是茄紅素)

7.葡萄(抗癌成份是白黎蘆醇)

8.大蒜(抗癌成份是硫化物)

9.高麗菜(抗癌成份是indole)

10.花椰菜(抗癌成份是硫化物)


多吃這些食物!讓體內蠢蠢欲動的癌細胞永遠睡著不要醒來!

习近平强硬政策背后的智囊团

“还得中共去收拾烂摊子”:习近平强硬政策背后的智囊团
 
香港——田飞龙第一次来到香港时,要求自由选举的呼声不断高涨,他说,这个社会似乎体现了他在北京读研究生时所学习的自由政治理念,令他感到同情。
 
然后,当2014年这些呼吁升级为香港各地的抗议活动时,他开始日益赞同中国的警告:自由可能会走得太过火,威胁国家统一。他成了示威活动的强烈批评者,六年后,当中国对这个前英国殖民地实施全面的国家安全法时,他成了这项法案的坚定捍卫者。
 
田飞龙和许多中国学者一样,开始反对曾在中国大学里流行的西方思想,转而宣扬在共产党领导人习近平领导下兴起的自豪的威权世界观。这群中国知识分子是党的拥护者,甚至成为官方顾问,打磨并捍卫党的强硬政策,包括在香港推出的国安法
 
“我原来弱的时候,我全是接受你的规则。我现在强了,并且我有了自信之后,我为什么不能表达我的规则,我的价值观,我的看法?”37岁的田飞龙在接受采访时解释了中国的这种普遍观点。2014年,作为访问学者的田飞龙在香港目睹了骚乱,他说,当时他“重新思考个人自由跟国家权威之间的关系”。
 
“香港还是中国的香港,”他说。“还得中共去收拾烂摊子。”
 
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培养了大批学者来捍卫自己的议程,而这些威权主义思想家的突出特点是,他们毫不掩饰地鼓吹一党专政和坚定自信的主权,并且转而反对他们当中许多人曾经接受的自由主义思想。
 
 
去年,一个学者和专家小组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织的北京新闻发布会上讨论了香港问题。一代中国学者已经开始反对受西方启发的思想。
 
去年,一个学者和专家小组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织的北京新闻发布会上讨论了香港问题。中国学者已经开始反对受西方启发的思想。
他们认为中国必须恢复世界强国的地位,甚至成为取代美国的新型良性帝国。他们称赞习近平是一位历史性的领导人,领导中国经历一场重大变革。
 
这些学者有时被称为“国家主义者”,他们当中不少人研究对港政策,那里是中国统治下亲民主人士长期反抗北京的唯一顽固飞地。他们的提议已被纳入中国日益强硬的路线,包括迅速遏制了抗议政治辩论的安全法。
 
除了郑重其事地引用习近平的讲话,这些学者还借鉴了力主实施严政的中国古代思想家,以及自由主义政治传统的西方批评者。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治下骄傲的威权世界观的崛起,得到学者们的称赞。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治下骄傲的威权世界观的崛起,得到学者们的称赞。
香港中文大学法学助理教授穆秋瑞(Ryan Mitchell)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说,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论文中对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表示赞同,这位德国法学理论家为1930年代的右翼领导人和新兴的纳粹政权在危机时刻行使极端行政权力提供了理论依据。
 
“他们提供了理由和正当性,”香港大学(University of Hong Kong)法学教授傅华伶在谈到中国新的威权学者时说。“在某种程度上,卡尔·施密特正在这里大行其道。”
 
10年前的中国在思想上更多元,当时田飞龙在一向较为自由的北京大学读研究生。审查比较宽松,大学允许在课堂上谨慎地讨论自由主义思想。
 
包括田飞龙的论文导师张千帆在内的许多学者认为香港坚实的司法独立性可以激励中国大陆采取类似的举措。“我也是由自由主义学者培养出来的,”田飞龙说。
 
香港中文大学法学助理教授穆秋瑞(Ryan Mitchell)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说,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论文中对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表示赞同,这位德国法学理论家为1930年代的右翼领导人和新兴的纳粹政权在危机时刻行使极端行政权力提供了理论依据。
 
“他们提供了理由和正当性,”香港大学(University of Hong Kong)法学教授傅华伶在谈到中国新的威权学者时说。“在某种程度上,卡尔·施密特正在这里大行其道。”
 
10年前的中国在思想上更多元,当时田飞龙在一向较为自由的北京大学读研究生。审查比较宽松,大学允许在课堂上谨慎地讨论自由主义思想。
 
包括田飞龙的论文导师张千帆在内的许多学者认为香港坚实的司法独立性可以激励中国大陆采取类似的举措。“我也是由自由主义学者培养出来的,”田飞龙说。
 
教育当局出重金让亲党学者研究如何在香港推行安全法等课题。由于官方收紧限制,曾经支持过不那么正统的中国学者的中外基金会都缩减了规模
 
促使中国威权主义思想重新抬头的不仅仅是恐惧和职业回报。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美国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蹩脚应对,都强化了中国的观点——自由民主正在衰落,而中国则蒸蒸日上,完全违背了一党制必将瓦解的预言。
 
“中国其实也在走着其实美国曾经走过的路,抓住机会,外线发展,创造一个新世界,”田飞龙说。“甚至产生一种热望,再过30年我们要超过西方。”
 
中国的威权主义学者提出了彻底同化少数民族的政策。他们为习近平废除主席任期限制辩护,为他无限期执政开辟了道路。他们认为,中国的“法治”与党的领导是分不开的。近来在北京对香港抗议活动的镇压中,他们成为知识分子斗士。
 
“对他们来说,法律成为了一种武器,但法律是服从于政治的,”巴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研究中国中央集权思想家崛起的魏简(Sebastian Veg)说。“我们在中国看到了这种情况,而现在在我看来,这一趋势也来到了香港。”
 
对香港来说,这些学者为北京采取更多中央控制的做法提供了依据。
 
自1997年回归中国后,在界定香港半自治地位的法律框架下,这一地区的许多人以为在未来几十年里,香港基本可以为自己的事务做主。许多人相信,香港的立法者和领导人会负责制定国家安全法,这是该框架的要求。
 
但习近平政府进行了反击,要求发挥更多的影响力。了解习近平的目的和香港法律的威权主义学者就将这些要求提炼成详尽的法律论据。
 
多位北京的法学教授曾为中国政府驻港办公室担任顾问,包括北京大学的强世功和陈端洪。他们都拒绝接受采访。
 
“国家的存在是第一位的,”优先于个人权利,北京大学法学教授陈端洪写道,他曾在中国政府驻港办公室担任顾问。
“国家的存在是第一位的,”优先于个人权利,北京大学法学教授陈端洪写道,他曾在中国政府驻港办公室担任顾问。
“我认为他们不见得就是党的路线的制定者,但他们正在帮忙塑造它,找到聪明的办法,用语言和法律表达党正在努力做的事,”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穆秋瑞说。“这都是通过立法实现的,所以他们的想法很重要。”
 
强世功被普遍认为参与起草了一份2014年的中国政府文件,该文件称北京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驳斥了中国不应干涉的观点。他后来表示,界定香港地位的框架是在1980年代制定的,当时中国还很弱小,受外国自由思潮的左右。
 
“他们把香港看作是西方世界的一部分,将西方世界当作整个世界,”强世功最近在谈到香港抗议者时表示。“中国崛起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吸引香港社会对中央的信任。”
 
在2014年抗议者占领香港街道之后,他和其他学者强调中国有权在香港进行国家安全立法,反对将立法权留给踟蹰不定的香港当局的观点。
 
“国家的存在是第一位的,宪法律必须服务于这个根本目的,”北京大学学者陈端洪在2018年写道,他引用了德国威权主义法学家施密特的理论,证明香港需要推行安全法。
 
“当国家处于极端危险中,即生死存亡之时,”陈端洪写道,领导人可以将平时的宪法律规范暂置一旁,“特别是其中的公民权利条款,而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根据2018年一份北京大学的报告显示,在中共公开宣布制定安全法计划的一年前,陈端洪就向党的决策者提交了一份关于为香港引入安全法的内部研究报告。
 
自从中国立法机构在6月底通过安全法以来,他、田飞龙和其他在同一阵线的中国学者在许多文章、访谈和新闻发布会中都积极为该法辩护。田飞龙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下一步将面对的是不断恶化的中美关系。
 
“包括我们学者,我们也要选边站队,对吧?”他说。“对不起,现在目标不是西化,现在目标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Source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200803/china-hong-kong-national-security-law/
 
 

支持香港新《国家安全法》的中国知识分子田飞龙在北京。他曾在一所传统上较为自由的大学读研究生。
支持香港新《国家安全法》的中国知识分子田飞龙在北京。
他曾在一所传统上较为自由的大学读研究生。

 
 
 (New York Tim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