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永文 高材生退學了
如果民望是一張成績表，高永文就是上屆政府成績最優秀的那位，一直保持七十分以上，相比長期徘徊三四十分的同僚，簡直應該頒發高材生獎狀表揚一下。可惜全班成績最好的同學，沒意思繼續升學，一畢業他就決定要向外闖，更聲稱「班長不做，我也不做了」，自然引起大眾對他的好奇心。
決定約前局長「民望高」做訪問，事前難免心理交戰，前高官的專訪應該有一定的收視率；但另一方面，官職是卸了，對於任內以至現任政府的種種，不是每個人都敢於暢所欲言吧？高永文甫走進診所，有種預料之內的高官氣場，人有點嚴肅、臉有點繃緊，但拍攝時卻又出奇地配合攝影師的要求，並且跟得十足十。影相完畢，高永文笑了：「好像拍寫真一般呢。」的確，過去十多年，高永文在鏡頭面前出現，總是那些記者扑咪場合，講政策談正經事，這樣擺甫士拍照，很少見。
所以，訪問也不用一味講局長生涯、政策得失，就由他的童年、少年談起，認識高永文鮮為人知的一面吧。
一試定生死
高永文的成長故事是六、七十年代的典型香港少年發奮史，小時候住公屋，「我的志願」早就寫下醫生二字，沒有甚麼起跑線贏或輸，只憑著一己努力考上皇仁書院和香港大學，實現從醫夢想。
「很小的時候已經想做醫生，主因是家人多病痛，我很單純地覺得做醫生可以幫到家人。以前陪他們去看醫生，很感受到公立醫院的不足，所有設施比現在差得多，床位非常擠迫，若要看專科的話早上五時就要去輪籌，但醫生要十一時才到，他們不是偷懶，而是要先巡視病房才來看門診。當然，現在的公立醫院仍然很擠迫，也不是所有人都滿意服務，但比起以前已經相對上以病人為中心了。」卸下局長的身分，仍然不忘為醫療制度說好話，高永文這位高官，抵請。
立下志願，當然不是人人期望可達到，特別是那個年代大部分家庭都比較清貧，想當醫生令家庭脫貧，是很多人的夢想。在高永文心目中，七十年代的社會流動機會，的確比現在多。「想當年沒有所謂校網或原區就學，每一個小學生都參加同一個小學會考，學校就根據成績取錄學生，有些人反對一試定生死，但我反而覺得這個制度很公平，無論是哪間小學甚麼階層都是考同一個試，然後用成績決定升哪間中學。」
所以住在哪公屋,平凡小孩高永文，搖身一變成為著名男校皇仁書院的學生，在這間仿如醫生搖籃的學校讀書，日後要進醫科自然事半功倍了。對於現時的制度，高永文不表認同：「現在的升學制度有它出現的原因，是二十多年來教育界和社會人士集思廣益下改進而來，他們一定是覺得以前的不夠好才會這樣改，但是否最公平呢？我認為未必。」
狀元讀醫好正常
今年DSE放榜，六個狀元槍口一致全部醉心醫科，其實合情合理，但在人人都是KOL的氛圍下，竟然又變成眾矢之的，高薪厚職在憎人富貴厭人貧的社會竟是原罪，身為醫科大師兄，高永文很明白狀元的心態。「很多人的想法近似，這是正常的，當然有不少同學因為覺得當醫生生活比較穩定，社會地位又高，大眾都尊敬醫生，對這職業有所憧憬，也不足為奇。」有人批評狀元為賺錢才一窩蜂讀醫，事實是醫生雖然高薪，行醫卻不是輕鬆事，特別是畢業初期，在公立醫院工作猶如打仗。
「我在求學時代已經想像得到做醫生有幾辛苦，特別是親身去公立醫院、門診見證過擠迫的情況，我相信大部分選擇當醫生的學生都會明白。病人需要醫生的時間沒有分甚麼辦公時間，緊急情況一日24小時、一年365日都會發生，做醫生就要分擔這些無時無刻的緊急狀態。」
高永文醫科畢業後，在公立醫院工作了十年，從實習開始，就體會公立醫院像戰場般的運作。「在兒科實習時，我和另一個實習醫生一日之中分別收了七十和五十個病人，公立醫院的工作量就是這樣，很多人以為兒科沒有太多緊急病人，其實不然，高燒、腸胃炎、氣喘都可以很嚴重，家長緊張之餘，處理得不好隨時構成生命危險。」
正式當醫生後在急症室工作，大場面見得更多，試過一次嚴重火災後，急症室同時接收了十八個嚴重燒傷的病人，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在急症室當醫生才幾天，就有嚴重交通意外，高永文和幾位救護人員，要從醫院到現場急救。「那時候還是拿著藤，裝著藥物、靜脈輸液去公路上進行急救。」三十年前的場面，為初出茅廬的高永文留下重要回憶，如今說來，猶像昨日，他的神情告訴你，當醫生的確是他的志業。
理性醫生要感性
高永文選擇骨科為專科，都是緣份驅使，以前醫科生在畢業前需完成兩份實習，高永文第一份實習被派到骨科，剛好遇上愛挑戰學生的一位顧問醫生，倒令高永文對骨科產生濃厚興趣。「他每次來巡房都會問一些富有挑戰性的問題，我們常常被他考起，很多問題答不到，每晚回家會決心溫習一下，之後一定要答到他的問題，這過程不知不覺令我對骨科產生強烈興趣，甫完成這次實習已經決定要做骨科醫生。」高永文後來到兒科實習，他亦對兒科感興趣，但因顧及之前對骨科的承諾，就成為了今時今日的骨科醫生。
高永文在大眾心目中是個感情豐富的人，2003年沙士期間他因醫管局主席梁智鴻辭職、與及電台節目中被鄭經翰批評，兩度在公眾面前落淚，如此感性的男性公職人物，算是罕有。醫科也需要理性思維，他自言雖是理科出身，但作為醫生，同理心也不可或缺。「我們做醫生的會要求自己要有理性，才能在面對病人及家屬心情激動時保持鎮定，清楚解釋情況，讓他們做正確的決定。但與此同時也要有同理心，感受病人和家人的情緒與痛苦，才能令他們相信你有盡力協助。
我們讀醫時教授也這樣說，醫學是理科，也是藝術，感情與理性並重，有同理心和溝通能力，才能整全地幫到病人。」醫學技術總有不能觸及的領域，行醫多年，高永文面對過大大小小的無能為力，好像在八十年代工業發達的日子，每天就有幾十個病人被機器夾到，斷手指斷骨等事十分常見，當年顯微手術未普及，每天就有人在他面前永遠失去手指；骨科也接收很多末期癌症病人，尤其是擴散的病症，藥物有限，死亡近在咫尺，高永文就是在不能滿足病人期望之中操練理性與感性並重的行醫造詣。
熱愛天文的少年
對科學的熱愛，始自初中時代。話說皇仁書院的天文學會是全港中學第一個天文學會，主責的老師廖慶齊雖任教中國史和中國文學，卻是個熱愛科學的業餘天文學家，後來更創建太空館及擔任第一代館長，宇宙中有一顆小行星亦以他的姓氏Liu命名。可想而知，皇仁書院的天文學會在學校會有怎樣舉足輕重的地位，不過初中時代的高永文並不知道廖老師的來頭，只在同班同學袁國勇的邀請下加入天文學會，自始對天文學的熱愛，一發不可收拾。
這時候高永文放下嚴肅的神情，表露興奮之情：「我本來對理科就很有興趣，入到天文學會，浩瀚的宇宙更加震撼我，夜晚我們在學校天台觀星，那時光害沒那麼嚴重，有些星座肉眼看得到，有些太陽系的行星用望遠鏡放大看，非常靚，好運的話甚至見到星河，實在太漂亮！」舊時資源不足，價值不菲的天文望遠鏡難以負擔，皇仁的學生竟然出動自製這招，自製天文望遠鏡？不是吧！「我們的確很熱衷這樣做，天文望遠鏡有折射和反射兩種，業餘的話做反射較容易，我們通常製作牛頓式反射望遠鏡，只要將玻璃片的一面磨成凹狀的拋物線便可，師弟們跟住師兄做，很多學問就是這樣口耳相傳下來。」
傳統名校一般比較開放自由，皇仁也不例外，因為觀星總要在晚上，學校索性將鎖匙交給天文學會學生，讓他們任何時候均可上天台觀星，好奇心、自律，從來不靠規矩培養。高永文回憶少年美好回憶：「皇仁學生都很有紀律的，晚上回校觀星，不會搞到亂七八糟，高年級同學也自覺要做好榜樣帶領低年級同學。
擔任天文學會幹事需要很強自主性，主動舉辦活動，每年還會辦天文營，全部由學生負責，我們自行找營地，組織、報名，營地通常只有一個廚房，一群男生要分工合作，買、煮飯，又要分配房間床鋪，十幾歲的少年就是這樣成長，領導才能不知不覺地培養了。」難怪皇仁出產的學生都特別出眾。
天文學深深影響高永文的少年時代，觀星除了是美學上的讚嘆，也需要大量科學知識基礎協助：「要掌握光學原理、星座分布，一步一步學習如何找到星體，有些知識更高深，霍金的宇宙學怎樣形成，星體之間定律與運作，其他智慧生物是否存在，都很引人入勝。」趣味無窮的學科，最近被港大連同物理學取消，身為天文學發燒友，高永文難免深感遺憾。「很可惜吧，這事反映到社會比較現實，天文學在香港出路的確不多，天文台也其實是氣象台，跟天文學關係不大，但我相信全人發展，不一定要所有學科都為了將來的職業。」高永文近年已甚少觀星，寄望退休之後再續前緣。
民望高壓力大
五年的食物及衛生局局長生涯過後，高永文決定不再連任，更揚言無意像其他卸任高官般投身人大代表，一心重操故業開診所行醫，他說，眾多考慮因素之中，興趣是首要。「始終最喜歡做臨床工作，和病人溝通互動，盡力去幫助病人，若真的幫不到也會引導他們做有利決定，減少痛苦，這感覺我是最珍惜的，也是行醫的初衷。」
1991年加入醫管局，到過去五年任局長，涉獵行政與政治範疇，高永文明言，這些和興趣無關：「在某個階段我覺得自己有某些用處，可以做一點事去幫助整個制度，或者有一些想完成的目標，所以才會加入體制之中。」這天我們在高永文快將啟業的診所，談著行醫與從政，他認為兩者出發點都是為了幫人。五年局長之路，說長不長，高永文自我評價甚高，已完成上任時的多個目標：「例如訂定雙軌醫療制度的發展方向，制定醫院未來十年的發展規模，令大家明白和認同香港的私家及公立醫院都要持續和健康的發展，不可有任何一邊過分發展或停滯。還有公私營合作計劃、電子健康紀錄平台、自願醫保，落實了骨灰龕政策，未來十至廿年起碼有六十萬個公私營骨灰龕等等。」談起任內的公職，高永文像背書一樣琅琅上口，但面容欠缺一份熱情，總覺得他真的比較喜歡行醫。
高永文曾不諱言梁振英不再連任，是他決定不留任的重要因素，他強調當初是因為梁振英才加入政府，合作過程愉快，甚至政治理念相近：「他很關顧基層能否在香港經濟發展中分享到成果，而且是個重情義的人。雖然合作時意見未必次次一樣，但他也會尊重我的意見才做最後決定。」相似的政治理念卻帶來迥然不同的民望，高永文從上任至卸任，一直保持「民望高」的美譽，曾經得到高達80%的民望淨值，他回應高民望時少不免先客套一番，感謝與他並肩作戰的同僚，不過擔任食物及衛生局長其實是有先天優勢—民生大於政治。
「我們的工作與民生直接有關，社會共識比較大，議員傾向不會以立場去反對，即使反對派逢政府出台的政策都會反，但對著民生議題不會這樣。舉個例子，早前立法會辯論煙包警告面積由50%變85%的議案，可以看得出每位議員在發表意見時都是因應件事本身，政府諮詢做得好不好，對持份者有何影響等，不會因為反對政府就盲目反對這政策。」高永文的確是好運的，任內五年香港沒有爆發嚴重衛生問題，也令他任局長的日子過得比較容易。「大家會以為民望高我好開心，但事實是相反，民望這回事給我頗大壓力，令我時刻戰戰兢兢，好像考試一樣，也常常希望有進步。」
完整訪問 刊登於180期《JET》。
Text : ernus Photo : Ming Chan@ doubleMworkshop
決定約前局長「民望高」做訪問，事前難免心理交戰，前高官的專訪應該有一定的收視率；但另一方面，官職是卸了，對於任內以至現任政府的種種，不是每個人都敢於暢所欲言吧？高永文甫走進診所，有種預料之內的高官氣場，人有點嚴肅、臉有點繃緊，但拍攝時卻又出奇地配合攝影師的要求，並且跟得十足十。影相完畢，高永文笑了：「好像拍寫真一般呢。」的確，過去十多年，高永文在鏡頭面前出現，總是那些記者扑咪場合，講政策談正經事，這樣擺甫士拍照，很少見。
所以，訪問也不用一味講局長生涯、政策得失，就由他的童年、少年談起，認識高永文鮮為人知的一面吧。
一試定生死
高永文的成長故事是六、七十年代的典型香港少年發奮史，小時候住公屋，「我的志願」早就寫下醫生二字，沒有甚麼起跑線贏或輸，只憑著一己努力考上皇仁書院和香港大學，實現從醫夢想。
「很小的時候已經想做醫生，主因是家人多病痛，我很單純地覺得做醫生可以幫到家人。以前陪他們去看醫生，很感受到公立醫院的不足，所有設施比現在差得多，床位非常擠迫，若要看專科的話早上五時就要去輪籌，但醫生要十一時才到，他們不是偷懶，而是要先巡視病房才來看門診。當然，現在的公立醫院仍然很擠迫，也不是所有人都滿意服務，但比起以前已經相對上以病人為中心了。」卸下局長的身分，仍然不忘為醫療制度說好話，高永文這位高官，抵請。
立下志願，當然不是人人期望可達到，特別是那個年代大部分家庭都比較清貧，想當醫生令家庭脫貧，是很多人的夢想。在高永文心目中，七十年代的社會流動機會，的確比現在多。「想當年沒有所謂校網或原區就學，每一個小學生都參加同一個小學會考，學校就根據成績取錄學生，有些人反對一試定生死，但我反而覺得這個制度很公平，無論是哪間小學甚麼階層都是考同一個試，然後用成績決定升哪間中學。」
所以住在哪公屋,平凡小孩高永文，搖身一變成為著名男校皇仁書院的學生，在這間仿如醫生搖籃的學校讀書，日後要進醫科自然事半功倍了。對於現時的制度，高永文不表認同：「現在的升學制度有它出現的原因，是二十多年來教育界和社會人士集思廣益下改進而來，他們一定是覺得以前的不夠好才會這樣改，但是否最公平呢？我認為未必。」
狀元讀醫好正常
今年DSE放榜，六個狀元槍口一致全部醉心醫科，其實合情合理，但在人人都是KOL的氛圍下，竟然又變成眾矢之的，高薪厚職在憎人富貴厭人貧的社會竟是原罪，身為醫科大師兄，高永文很明白狀元的心態。「很多人的想法近似，這是正常的，當然有不少同學因為覺得當醫生生活比較穩定，社會地位又高，大眾都尊敬醫生，對這職業有所憧憬，也不足為奇。」有人批評狀元為賺錢才一窩蜂讀醫，事實是醫生雖然高薪，行醫卻不是輕鬆事，特別是畢業初期，在公立醫院工作猶如打仗。
「我在求學時代已經想像得到做醫生有幾辛苦，特別是親身去公立醫院、門診見證過擠迫的情況，我相信大部分選擇當醫生的學生都會明白。病人需要醫生的時間沒有分甚麼辦公時間，緊急情況一日24小時、一年365日都會發生，做醫生就要分擔這些無時無刻的緊急狀態。」
高永文醫科畢業後，在公立醫院工作了十年，從實習開始，就體會公立醫院像戰場般的運作。「在兒科實習時，我和另一個實習醫生一日之中分別收了七十和五十個病人，公立醫院的工作量就是這樣，很多人以為兒科沒有太多緊急病人，其實不然，高燒、腸胃炎、氣喘都可以很嚴重，家長緊張之餘，處理得不好隨時構成生命危險。」
正式當醫生後在急症室工作，大場面見得更多，試過一次嚴重火災後，急症室同時接收了十八個嚴重燒傷的病人，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在急症室當醫生才幾天，就有嚴重交通意外，高永文和幾位救護人員，要從醫院到現場急救。「那時候還是拿著藤，裝著藥物、靜脈輸液去公路上進行急救。」三十年前的場面，為初出茅廬的高永文留下重要回憶，如今說來，猶像昨日，他的神情告訴你，當醫生的確是他的志業。
理性醫生要感性
高永文選擇骨科為專科，都是緣份驅使，以前醫科生在畢業前需完成兩份實習，高永文第一份實習被派到骨科，剛好遇上愛挑戰學生的一位顧問醫生，倒令高永文對骨科產生濃厚興趣。「他每次來巡房都會問一些富有挑戰性的問題，我們常常被他考起，很多問題答不到，每晚回家會決心溫習一下，之後一定要答到他的問題，這過程不知不覺令我對骨科產生強烈興趣，甫完成這次實習已經決定要做骨科醫生。」高永文後來到兒科實習，他亦對兒科感興趣，但因顧及之前對骨科的承諾，就成為了今時今日的骨科醫生。
高永文在大眾心目中是個感情豐富的人，2003年沙士期間他因醫管局主席梁智鴻辭職、與及電台節目中被鄭經翰批評，兩度在公眾面前落淚，如此感性的男性公職人物，算是罕有。醫科也需要理性思維，他自言雖是理科出身，但作為醫生，同理心也不可或缺。「我們做醫生的會要求自己要有理性，才能在面對病人及家屬心情激動時保持鎮定，清楚解釋情況，讓他們做正確的決定。但與此同時也要有同理心，感受病人和家人的情緒與痛苦，才能令他們相信你有盡力協助。
我們讀醫時教授也這樣說，醫學是理科，也是藝術，感情與理性並重，有同理心和溝通能力，才能整全地幫到病人。」醫學技術總有不能觸及的領域，行醫多年，高永文面對過大大小小的無能為力，好像在八十年代工業發達的日子，每天就有幾十個病人被機器夾到，斷手指斷骨等事十分常見，當年顯微手術未普及，每天就有人在他面前永遠失去手指；骨科也接收很多末期癌症病人，尤其是擴散的病症，藥物有限，死亡近在咫尺，高永文就是在不能滿足病人期望之中操練理性與感性並重的行醫造詣。
熱愛天文的少年
對科學的熱愛，始自初中時代。話說皇仁書院的天文學會是全港中學第一個天文學會，主責的老師廖慶齊雖任教中國史和中國文學，卻是個熱愛科學的業餘天文學家，後來更創建太空館及擔任第一代館長，宇宙中有一顆小行星亦以他的姓氏Liu命名。可想而知，皇仁書院的天文學會在學校會有怎樣舉足輕重的地位，不過初中時代的高永文並不知道廖老師的來頭，只在同班同學袁國勇的邀請下加入天文學會，自始對天文學的熱愛，一發不可收拾。
這時候高永文放下嚴肅的神情，表露興奮之情：「我本來對理科就很有興趣，入到天文學會，浩瀚的宇宙更加震撼我，夜晚我們在學校天台觀星，那時光害沒那麼嚴重，有些星座肉眼看得到，有些太陽系的行星用望遠鏡放大看，非常靚，好運的話甚至見到星河，實在太漂亮！」舊時資源不足，價值不菲的天文望遠鏡難以負擔，皇仁的學生竟然出動自製這招，自製天文望遠鏡？不是吧！「我們的確很熱衷這樣做，天文望遠鏡有折射和反射兩種，業餘的話做反射較容易，我們通常製作牛頓式反射望遠鏡，只要將玻璃片的一面磨成凹狀的拋物線便可，師弟們跟住師兄做，很多學問就是這樣口耳相傳下來。」
傳統名校一般比較開放自由，皇仁也不例外，因為觀星總要在晚上，學校索性將鎖匙交給天文學會學生，讓他們任何時候均可上天台觀星，好奇心、自律，從來不靠規矩培養。高永文回憶少年美好回憶：「皇仁學生都很有紀律的，晚上回校觀星，不會搞到亂七八糟，高年級同學也自覺要做好榜樣帶領低年級同學。
擔任天文學會幹事需要很強自主性，主動舉辦活動，每年還會辦天文營，全部由學生負責，我們自行找營地，組織、報名，營地通常只有一個廚房，一群男生要分工合作，買、煮飯，又要分配房間床鋪，十幾歲的少年就是這樣成長，領導才能不知不覺地培養了。」難怪皇仁出產的學生都特別出眾。
天文學深深影響高永文的少年時代，觀星除了是美學上的讚嘆，也需要大量科學知識基礎協助：「要掌握光學原理、星座分布，一步一步學習如何找到星體，有些知識更高深，霍金的宇宙學怎樣形成，星體之間定律與運作，其他智慧生物是否存在，都很引人入勝。」趣味無窮的學科，最近被港大連同物理學取消，身為天文學發燒友，高永文難免深感遺憾。「很可惜吧，這事反映到社會比較現實，天文學在香港出路的確不多，天文台也其實是氣象台，跟天文學關係不大，但我相信全人發展，不一定要所有學科都為了將來的職業。」高永文近年已甚少觀星，寄望退休之後再續前緣。
民望高壓力大
五年的食物及衛生局局長生涯過後，高永文決定不再連任，更揚言無意像其他卸任高官般投身人大代表，一心重操故業開診所行醫，他說，眾多考慮因素之中，興趣是首要。「始終最喜歡做臨床工作，和病人溝通互動，盡力去幫助病人，若真的幫不到也會引導他們做有利決定，減少痛苦，這感覺我是最珍惜的，也是行醫的初衷。」
1991年加入醫管局，到過去五年任局長，涉獵行政與政治範疇，高永文明言，這些和興趣無關：「在某個階段我覺得自己有某些用處，可以做一點事去幫助整個制度，或者有一些想完成的目標，所以才會加入體制之中。」這天我們在高永文快將啟業的診所，談著行醫與從政，他認為兩者出發點都是為了幫人。五年局長之路，說長不長，高永文自我評價甚高，已完成上任時的多個目標：「例如訂定雙軌醫療制度的發展方向，制定醫院未來十年的發展規模，令大家明白和認同香港的私家及公立醫院都要持續和健康的發展，不可有任何一邊過分發展或停滯。還有公私營合作計劃、電子健康紀錄平台、自願醫保，落實了骨灰龕政策，未來十至廿年起碼有六十萬個公私營骨灰龕等等。」談起任內的公職，高永文像背書一樣琅琅上口，但面容欠缺一份熱情，總覺得他真的比較喜歡行醫。
高永文曾不諱言梁振英不再連任，是他決定不留任的重要因素，他強調當初是因為梁振英才加入政府，合作過程愉快，甚至政治理念相近：「他很關顧基層能否在香港經濟發展中分享到成果，而且是個重情義的人。雖然合作時意見未必次次一樣，但他也會尊重我的意見才做最後決定。」相似的政治理念卻帶來迥然不同的民望，高永文從上任至卸任，一直保持「民望高」的美譽，曾經得到高達80%的民望淨值，他回應高民望時少不免先客套一番，感謝與他並肩作戰的同僚，不過擔任食物及衛生局長其實是有先天優勢—民生大於政治。
「我們的工作與民生直接有關，社會共識比較大，議員傾向不會以立場去反對，即使反對派逢政府出台的政策都會反，但對著民生議題不會這樣。舉個例子，早前立法會辯論煙包警告面積由50%變85%的議案，可以看得出每位議員在發表意見時都是因應件事本身，政府諮詢做得好不好，對持份者有何影響等，不會因為反對政府就盲目反對這政策。」高永文的確是好運的，任內五年香港沒有爆發嚴重衛生問題，也令他任局長的日子過得比較容易。「大家會以為民望高我好開心，但事實是相反，民望這回事給我頗大壓力，令我時刻戰戰兢兢，好像考試一樣，也常常希望有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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